（图片为《归途列车》海报）
今天推荐一篇人物特稿，作者是我们的同事吴琦。
隔壁的星巴克，在英文招牌的上方，用秀气的宋体写着两个汉字——“江城”。这是武汉的别称。范立欣立刻想到那位多次写作当代中国的美国作家何伟（PeterHessler），他的《江城》写的是重庆涪陵。这本书曾经启发过加拿大华裔导演张侨勇拍摄的纪录片《沿江而上》，而何伟的夫人张彤禾写的《打工女孩》被范立欣在剪辑《归途列车》时随身带着。某种程度上，他们的目光是相似的。
“但我只能去讲中国人的故事。”餐厅里的温度被调得太低了，他从箱子里翻出西装外套穿上。《归途列车》的成功让他有一段时间满世界飞，穿着整套礼服，说一口流利的英语，换着地方领奖。终于尝到了“顶尖”的滋味，那时他感到自由，浑身充满力量，像一个标准的全球化时代的年轻人，甚至产生了改变世界的愿望。
一开始拍《我就是我》，范立欣本能地跟拍了许多被淘汰的选手，那些从造星流水线上被剔除的次品。但这条线索完全被弃用，包括那个男孩在机器的轰鸣中唱歌的画面。“这就是我对市场的妥协，”这时他承认，这是一部粉丝电影。“这个片子必须要好看，”在目前的中国，登堂入室进入院线的电影，气质上不能像归途的列车，而应该像飞机，至少也是高铁。“
这又是一次*博。放下手头关于蚁族、基层选举的题目，把*注押在快男身上。前者已经不再让他感到兴奋，“就好像你特别想追这个妹子，追到手了，她给你的存在感渐渐会变少。”和快男一样，他需要更大的舞台，“下一盘更大的棋”，被一种无论如何也要向前的动力所驱使。
没有人想做一个平凡的人。很小的时候，我就想清楚了。”范立欣说。“好多朋友都会提醒我，你不要那么有野心，”但他并不同意。
作者：吴琦
原题：归途
首发：南方人物周刊特稿版块
“41J，”清晨6点半，在第一架从北京飞往武汉的飞机上，范立欣下意识地用英语念出了自己的座位号码。早班飞机人少，不吵，有人从包里拿出书——《小企业管理案例》、易中天版中华史中的某一卷，认真看了几眼，然后丢在旁边的空座上，呼呼大睡过去。大家都等着补觉。只有他还戴着墨镜，镜腿是金色的。
昨天是他执导的电影《我就是我》公映的第一天。在他眼里，这是一部纪录片，记录湖南卫视年的“快乐男声”以及选秀节目10年来的幕后故事，但别人说，这是粉丝电影。因为“快男”两个字，很多人看都不看，就在网站上给出差评，让这部电影的评分只及他的成名作《归途列车》的一半。后者讲的是中国春运，全球规模最大的人类迁徙。
几小时前，他发来许多影评和首日战绩，排片率3.97%，票房万人民币。遥遥领先的是《京城81号》、《老男孩》、《小时代3》和《后会无期》。
“我是不是老了很多？”这个一直被戏称为最帅纪录片导演的人今年37岁，两年前我曾采访过他。在这个遭遇挫折的早晨，除了一些疲态，他依然保持着风度，像手中银色的RIMOWA登机箱，严丝合缝，表皮坚硬。他一路低头刷着